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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破”事  

2008-11-28 09:32: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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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反对五色旗作民国国旗 力争青天白日旗

民国初创,参议院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张的青天白日三色旗只是作为海军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代表当时的十八省;上海、江苏独立用的是宋教仁、陈其美主张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广州独立后用的是青天白日旗,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青天白日旗原是孙中山早年的亲密同伴陆皓东为兴中会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起义流产,陆皓东被捕遇难。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其实早在1906年冬天,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和日本太阳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坚持不让。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旗。

挂银牌的鱼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铸上钱币又如何?

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他们只想到自己。

袁世凯铸行、影响长远的“袁大头”众所周知,此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氏呜呼哀哉之后,北洋、非北洋的枭雄群起仿效,在纪念币、流通币上竞相争妍。

1923年,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国会“八百罗汉”,顺利当选为大总统的曹锟,一种纪念币还不过瘾,连铸了两枚,一枚正面是刻有曹锟头像的“宪法成立纪念”金银币,背面是交叉飘扬的民国五色旗图案;另一枚正面是曹锟戎装脱帽纪念币,背面是海陆旗的图案。此前,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出前清大臣、袁氏称帝时的国务卿徐世昌为大总统,在天津铸造了面值一元的纪念币,上面是徐世昌的头像。段氏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虎,自视甚高,连下围棋都非赢不可,岂肯屈居人下,为人作嫁衣。192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将自己的头像也铸进了纪念币,金、银各有一种,正面是他的光头便装像,背面稻穗中间有篆体的“和平”二字。

各地军阀都不甘落伍,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先后都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

“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首席专使陆征祥曾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后在比利时做了一名修士。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征祥,据报导陆征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1949年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与其教会同仁比邻.

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对中/共入城的描述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这报应源远流长,绵绵不绝似的如恶咒般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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